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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报信息
刊名: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
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.P.C
主办:  中共中央党校
周期:  双月
出版地:北京市
语种:  中文
开本:  大16开
ISSN: 1007-5801
CN:   11-3847/C
邮发代号: 82-972
复合影响因子: 0.954
综合影响因子: 0.567
现用刊名:中共中央党校学报
创刊时间:1997
中文核心期刊(2017)
CSSCI(2019-2020)来源期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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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

发布时间:2015-01-19 14:22:00
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。当时,中央红军遭受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,党内“左”倾领导人坚持其错误领导,无力改变中央红军面临的危局,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险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,对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批评和纠正,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,事实上形成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,从而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,挽救了红军,挽救了中国革命。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严重失败走向复兴和胜利的转折点,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,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和深远作用,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的进程。今天我们纪念遵义会议,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
  回顾遵义会议经过及其影响,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。
  第一,实事求是,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,是党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,务必坚持。
  遵义会议是为挽救危局而临时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,其主题是批评和纠正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。遵义会议对博古、李德的批评,实际上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。会上大家的发言,主要是批评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。遵义会议批评博古、李德的“左”倾错误,决定取消“三人团”,在军事和组织上结束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的领导,对中央领导层和红军将领触动很大,使他们认识到了理论联系实际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。而会议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,让他参与军事领导工作,则直接推动了实事求是在全党的贯彻落实。时至今日,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,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组成部分,是与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政治地位的上升有着密切联系的。
  新的历史时期,实事求是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,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、工作方法、领导方法。为此,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,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现阶段推进改革发展、制定方针政策,“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,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,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”。同时,我们要及时“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,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,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”。对此,我们要牢记于心、付之于行。在前进的道路上,我们既不能超越现实,急于求成,也不能故步自封,落后实际,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,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,坚持“理论联系实际,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”。
  第二,独立自主,是遵义会议的一大特点,也是党领导取得各项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,必须继承发扬。
  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重大问题的先例。遵义会议召开时,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中断,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。这种客观形势逼迫党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,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。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,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。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指示,客观上反而有利于党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。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磨炼,党已经有了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一批在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卓越领导人;张闻天、王稼祥等曾执行“左”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人,也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中觉悟,认识到固守教条不行,必须改变过去的思维和做法。于是,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,召开并主导了遵义会议,第一次独立自主地作出了战略决策、改选了领导人。历史证明,遵义会议的决定和选择是正确的。由遵义会议彰显的独立自主精神,之后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常态。经过长征,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,党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。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:“我们认识中国……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。”
  现在,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,已经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。同时,中国也面临着“西化”“分化”乃至和平演变的危险。在这种背景下,党坚持独立自主,“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,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”,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。现阶段,坚持独立自主,就是要体现中国人应有的定力和自信心,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,增强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:“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、自己来处理。”这是“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,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”。
  第三,敢于担当,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关键因素,也是党胜利前进和发展的基本要素,应大力倡导。
  遵义会议前后,面对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,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处境极其艰难,危在旦夕。当时,唯有结束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领导,才有可能摆脱困境,获得生机。但是,当时作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博古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,而是依然延续教条主义的领导。面对危急形势,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人没有回避和退缩,而是敢于担当,毅然对“左倾”错误提出批评。周恩来后来回忆说:“从湘桂黔交界处,毛主席、稼祥、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,一路开会争论。从老山界到黎平,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。”红军攻克遵义后,他们又奋起挽救危局,不仅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,而且在会上对博古、李德在军事上指挥错误进行严厉批评和及时纠正,结束了“左倾”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。当时,博古是党的最高领导人,李德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,但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和其他与会者不顾个人得失,对他们的错误毫不留情,提出尖锐的批评。这的确承担着很大风险,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气魄。事实证明,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对于党的发展至关重要,有利于及时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,从而保证党的领导方向的正确性。
  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目前党内一些人缺乏担当精神。他们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甘愿做“圆滑官”“老好人”“推拉门”“墙头草”,喜欢“和稀泥”。对于工作中的问题或错误思想苗头,他们不是去直面应对、及时解决,而是明哲保身,极力回避,以至贻害无穷。对此,我们必须要下大力气解决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必须要“敢于担当”,把“敢于担当”作为好干部的五个条件之一,认为“坚持原则、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”,倡导“为人民服务,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”的执政理念。这是很有针对性的,其目的就是要求广大领导干部要在工作实践中,敢于啃硬骨头,敢于涉险滩。目前,“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,已进入深水区,可以说,容易的、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,好吃的肉都吃掉了,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”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,我们尤其要倡导敢于担当精神,有所作为。
  第四,顾全大局,反映了遵义会议期间党的领导集体的崇高精神品质,应成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切工作的重要准则。
 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能够实现这一转折,一个重要原因不可或缺,就是党的中央领导层普遍能够顾全大局,具有为党负责的高度的政治觉悟、大局观念和责任感。这在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周恩来等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他们从党和中国革命利益与大局出发,超越个人利益,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,主导了遵义会议的方向,并深刻影响了与会的其他人,从而形成克服“左”倾错误的合力。即便是受到严厉批评的博古,也能够以大局为重,严格遵守会上通过的决议,并根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动交了权。据伍修权回忆,在遵义会议上,“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,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。…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。”这保证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,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。
  难能可贵的是,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,在遵义会议之后得到了延续。虽然当时毛泽东还不是党中央最高领导人,但他参与党中央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决策,他的主张和意见大都成为中央的意志和决议。邓小平曾就此指出:“朱德同志、周恩来同志、张闻天同志、王稼祥同志,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,确实有党性原则,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,都一致支持,坚决执行。”遵义会议前后,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不顾及职务、权力、名誉、地位,以革命大局为重,表现了崇高的革命品德。正是他们追求真理、维护真理的崇高品质和为党负责、顾全大局的态度,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。
  当前,党中央就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总体规划和设计。这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,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。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,就要求广大领导干部心怀全局观念,处处顾全大局。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,就是无论做什么决策,干什么事情,“都要从全局看问题,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,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。要真正向前展望、超前思维、提前谋局”。唯有如此,才能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正符合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求。
  第五,批评与自我批评,是遵义会议期间践行党内民主的主要方式,在我们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应广泛开展。
 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党内民主的典范。遵义会议对错误路线的纠正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经历了一个民主讨论的酝酿过程。之前,通过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、猴场会议的讨论,已经对“左”倾错误有了初步认识和纠正。遵义会议期间,对“左”倾错误的批评和纠正进一步深入。突出的表现是,针对博古强调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客观原因、缺少从主观上检查自己领导责任的错误认识,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的发言完全否定博古的“正报告”,批驳其对错误的辩解。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、刘伯承、聂荣臻、李富春等也对博古、李德的错误展开批评,从而形成遵义会议集中批评“左”倾错误领导的局面。
  正是通过发扬党内民主,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,遵义会议最后决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、分工及军事战略上的改变等。这些决定是遵义会议集体讨论的结果,是党内民主的结晶,在根本上挽救了党和红军,影响深远。综观遵义会议全过程,可以看出,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,能够做出影响深远的决定,是和广泛的、充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,是民主决策达成科学决策的典范。
  现阶段,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上,必然会面对许多复杂情况和问题,也会面临一些突发偶发事件。对此,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,除了需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之外,还应该大力发扬党内民主,本着“团结—批评—团结”的目的,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,“既深刻剖析和检查自己,又开展诚恳的互相批评,触及思想和灵魂。”只有这样,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,才能更好地应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。
  遵义会议尽管已经过去80年了,但是,它所彰显的实事求是、独立自主、敢于担当、顾全大局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不朽的,依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。今天我们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,不仅要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,更重要的是要发掘遵义会议精神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导意义,增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心和决心。如是看,遵义会议意义深远,遵义会议精神长存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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